作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生的经历与中国近、现代史密切关联。研究溥仪，绝不仅仅是研究一个人的生平，而是一个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学科。
溥仪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特点
溥仪研究有五个特点：一是距离现代比较近，世人存在着亲历那一时段的记忆，兴趣浓厚；二是有大量鲜活的历史照片、电影记录片和生动的现场媒体报道文字，这和历代皇帝不一样；三是有溥仪本人的回忆录存世，包括他在关押期间留下的大量笔供和口供资料，以及特赦前后撰写的书稿、文稿、信稿、报告手稿等，这也是历代帝王所没有的；四是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和遗孀李淑贤，在溥仪去世后各自出版了内容丰富的回忆录，叙述自己的生平故事，也谈到与溥仪共同生活的许多生动细节；五是爱新觉罗家族中至今尚有健在者，还有前半生中的臣下和仆从，后半生中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也都回忆并写下大量第一手生动、鲜活的历史细节。
鉴于这些特点，我们得以多角度、多层次收集素材，找到好看又容易深入的角度切入，审慎考订而使溥仪生平经历的许多生动情节显现于世，达到学术性、社会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实现研究成果系列化、精品化、国际化和立体化。
溥仪研究的历史回顾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溥仪生平和研究的出版物已经出现。主要有英文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著)、日文版的《满洲国皇帝圣谕》(渡边龙策著)等。40年代后期，出版过一本《满宫残照记》（作者秦翰才）。50年代，记者潘际?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访问溥仪，写了一本《末代皇帝传奇》。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在北京出版。60年代和70年代，山田清一郎的《皇帝溥仪》、工藤忠撰写的回忆录也先后在日本出版。
我是1979年进入这个领域的。这年8月，我因公出差，在北京东城北小街草原胡同23号四合院内一间简陋东厢房里，拜访了溥仪遗孀李淑贤。在这里，我惊异地发现了大量溥仪的日记、笔记、会议记录、学习体会、思想总结、发言草稿、电话记录、书信、接待外宾或会见各国记者的谈话记录、回忆录等亲笔手稿，以及各种出席证、请柬、家庭影集和音像资料等几十万字家传遗存史料。这是溥仪的最后遗产。
这些能够反映中国末代皇帝特赦以后崭新风貌的原始文稿，是李淑贤当作纪念品从火堆中抢救出来的。溥仪私人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先后经历两次劫难：第一次在伪满垮台之际。溥仪率皇族逃到通化大栗子沟，为了毁灭罪证而把天津和伪满两个时期的一皮箱日记，几乎都烧个精光；第二次劫难是在“文革”中。溥仪看见红卫兵《通令》，立即从镜框中取下他与毛泽东的合影上缴全国政协，接着烧笔记本、日记本、诗文册和书法作品一类的东西。李淑贤做了一件有功于历史、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她保存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代表最后被改造的实证，具有重大历史价值。
与家传史料同样宝贵的，还有历史见证人和知情人的口述史料。我从70年代末开始这项研究，有机会接触到与溥仪有亲戚关系的一些人，如溥仪遗孀李淑贤，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溥仪的二弟溥杰、四弟溥任、二妹韫和及妹夫郑广元、三妹韫颖及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韫馨、七妹韫欢，溥仪的族侄毓?、毓?，与溥仪经历有关的知情人，如当年的随侍李国雄、王庆元，溥仪特赦后在全国政协的同事杜聿明、董益三、李以?、杨伯涛、罗历戎、方靖等，还有原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原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秘书官高丕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济寺住持巨赞法师，罗振玉的嫡孙、著名文史学家罗继祖等。这些人直接和溥仪面对，当时还很健康，能讲出一些生动的情节和故事，我也把相关的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保存下来。
溥仪研究的另一资料来源是文献，即国家或社会有关部门保存的已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未刊手稿资料和图片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档案。我从北京、南京和东北三省档案馆、图书馆，陆续搜集到两千万字。其中，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五千卷溥仪档案，中央档案馆所藏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所写的全部交代材料近万卷。溥仪在天津、北京，哪怕是随便写来，与婉容、文绣互相间传递的纸条，都保留下来了。还有伪满垮台后由“帝宫”中流传出来的档案资料和能够反映伪满“帝宫”活动的宫内人员与外界来往函件等。我惊奇地发现，档案馆中许多原件，竟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而从来没有人动过。
我还查阅了上世纪初到60年代的报刊（包括中华民国时期和伪满时期的京、津小报，极不易见），搜集到与溥仪一生相关的图片资料两千余帧，当年的电影纪录片素材多种，李淑贤生前接受电视记者采访留下的音像资料等。这些足以显示溥仪一生中的重大事件。
我与溥仪研究
从1978年以来，我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数百篇，先后出版包括英、德、日、韩、泰等各种文字的著作50余部，1500余万字，全世界发行，受到国内外传媒广泛关注。
《溥仪与我》，李淑贤口述、王庆祥撰写，1984年10月由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2月出版韩文版。修订版书名改为《我的丈夫溥仪》，1997年出版日文版，1999年由东方出版社作为“溥仪书系”的一种出版中文版。2007年1月团结出版社作为“目击历史系列”的一种，加入照片百余幅再度出版。2007年12月京华出版社又以《末代皇帝溥仪与我》为书名重新出版初稿本《溥仪与我》，增加了李淑贤的文章、书信和相关报道。2008年6月，修订稿本《我的丈夫溥仪》英文版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末代皇后和皇妃》，王庆祥著，1984年12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继有修订、增补、改写版多种先后问世：《淑妃文绣》,1987年12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末代皇后和皇妃 婉容/文绣传》,2005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伪满洲国两“贵人”谭玉龄/李玉琴传》，2006年5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溥仪的五个女人》，2008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法庭上的皇帝――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始末》，王庆祥著，1985年7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后收入《溥仪秘史》一书，2007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溥仪的后半生》，李淑贤提供资料、王庆祥著，198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经修订，1999年1月由东方出版社作为“溥仪书系”的一种出版。2002年台湾慧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以《梦断紫禁城――溥仪的后半生》为书名出版中文繁体字版。2007年6月，东方出版社又以之与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配套再版。
《伪帝宫内幕》，王庆祥著，1986年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2008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以《伪满洲国宫廷揭秘》为书名修订再版。
《伴驾生涯――随侍溥仪33年纪实》，李国雄口述、王庆祥撰写，1989年7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由东方出版社作为“溥仪书系”的一种出版，书名改定为《随侍溥仪纪实》。2007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再版，加入照片百余幅，书名改为《他者眼里的溥仪》。
《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自述》，李玉琴忆述、王庆祥撰写，1989年7月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1992年11月由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繁体字版。2001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修订再版，增加了多篇附录。
《爱新觉罗・溥仪画传》，李淑贤、王庆祥著，1990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选用溥仪生平照片800余幅，按照皇帝时代、改造时代和公民时代三大部分编排，附以文字说明6万字，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溥仪从皇帝经由改造而成为公民的真实的一生，表现了中国纷繁复杂的时代特征。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王庆祥著，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由东方出版社作为“溥仪书系”的一种再版。
《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爱新觉罗・溥仪遗稿，李淑贤提供，王庆祥整理、注释。对这部日记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涉及一千多位中外人物和众多的历史事件，如同编一部溥仪辞典。1994年由日本学生社出版日文版，199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增补版书名定为《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全本）》，200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溥仪交往录》，王庆祥著，1999年由东方出版社作为“溥仪书系”的一种出版，2007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以《溥仪人脉地图》为书名增补再版。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2000年6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校注者做了收集、辨识、断句标点、考定书札时序、撰写按语、注释等工作。
《溥仪秘史》，王庆祥著。2002年11月初稿本以《非常公民――溥仪轶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后经修订、增补，2007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列“末帝史萃”、“附逆拾零”、“远东审判”、“改造细节”、“非常公民”、“灵性种种”和“手稿解读”七辑，全方位勾勒出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传奇人生，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
《围城纪事――末代皇帝溥仪生平画传》，王庆祥、路红编著，2万字、100余帧照片，2007年7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几点感悟
2005年5月长春溥仪研究会成立，2006年9月，“第一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春举行，2008年6月，“第二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全国高校、社会科学院、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出版社及日本、俄罗斯、美国、意大利等100多位专家、资深学者前来参会，标志着有组织地进行溥仪研究已经正式起步，必将丰富东北沦陷史、天津地方史和中国近代现代史的资料。
在溥仪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我被推选为副会长。
有人问我：对一辈子与溥仪的人生结缘有何感受？可以说有这么几条：
第一、我从小爱好文学，考入历史专业，自然形成了文史一体的写作风格。所谓“文史一体”，就是采用文学笔法，坚守史实，并不虚构。
第二、我在1979年遇到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女士，获得大量溥仪手稿，从而确定了我要研究溥仪的方向。自1982年起，我又与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更获得她从宫廷贵人到政协委员生平经历的大量第一手回忆口述资料。到1987年，我又因得到机遇对“伴驾”达33年之久、洞悉事关溥仪生平和中国现代史一些重要事件内幕细节的溥仪随侍李国雄长时间独家专访，而最终奠定了出版李淑贤、李玉琴、李国雄“三李回忆录”的基础。
第三、上世纪80年代，与溥仪有共同经历的见证人很多，如溥仪的胞弟溥杰等，与他们的交往和接触拓宽了我的思路，得以在该领域内旁征博引，广泛搜寻有价值的档案、文献。
第四、在研究思路上我敢于独辟蹊径，不自闭于学术研究的老套路，因而赢得出版社和读者的支持，系列著作得以出版。
第五、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以后，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被影视剧加以推广，我本人被史学界、文学界共同关注，成为长春市政协委员。
第六、大量著作遭遇侵权，历经数十场官司，但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地保护知识产权，对此我感到无奈！在影视等文艺作品戏说历史泛滥的今天，作为学者和政协委员，我不能不承担起评说的社会责任，也曾为此成为被告，虽不免耽误时间和精力，但我无怨无悔，好在已为文化界树立了反对“戏说”的规矩。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坎坷，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面对。我致力于溥仪研究凡40年，爱之等同生命。人生有限，事业无边，我将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中奉献余年，推进和发展溥仪研究事业，继续发挥它已有的学术和文化影响。深愿传承有序，薪火在前。
(本文编辑：严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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